刘译鸿的“畅鸣鸟”及其艺术方式
陈国辉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独立策展人
旅居芬兰画家刘译鸿长期以鸟为主题，创作了关于人性自我、文化融合、爱以及四季回归自然等系列综合材料作品，并将画面中的鸟自诩为“畅鸣鸟”，寓意自由与自在的心境，畅快表达着自我感想的某种象征性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状物抒情是花鸟画艺术的常用手法，其艺术效果有如杜甫诗中的“感时溅泪花，恨别鸟惊心”之含蕴，一花一鸟，或触景生情，或移情于物，处处总关情。“畅鸣鸟”便是刘译鸿画面中的一个独特艺术符号，是一种自我寓言式的艺术表达。
尽管刘译鸿在创作媒材上使用了水墨和宣纸，但她的创作方式却不是传统中国画的典型样式，而是挪用了“后波普”观念，塑造出独特的造型系统、图式结构和趣味取向的综合性绘画。首先，在媒材上除了使用水墨语言的相关媒介如宣纸、毛笔、中国画颜料之外，刘译鸿还在画面中大量探索金箔、水彩颜料与肌理、笔刷印痕等艺术张力，有意突破传统中国画创作的媒介藩篱。其次，在语言系统和表现手法中，她既采用了中国画的某些文化元素，如“畅鸣鸟”的写意方式显然是参照了传统花鸟画的样式与技法，印章图式则是中国文化符号的象征；同时她有意地将英文字符、块面构成、圆点符号、笔刷肌理、浓烈色彩与各种箔料的有机融合，在一种率性、随机的绘画基底上，采用某种简约、理性的设计感，以平面构成的方式在画面增添不少符号性的元素，这些元素的大小、方圆、阵列排序根据画面的需要而定。因此，从技法层面而言，刘译鸿的绘画既有工与写、又有泼洒与盖印、重复与留白、基底与符号等多层次的，具有虚实相生的绘画语言。从画面意境而言，其既有中国画的“家族相似性”，绵柔而流畅的抒情性，又有别于传统中国画创作的符号指示性和“后波普”式的复数、重复的图式构成；在这两者之中，传统中国画的构成章法是根基，是画面架构的支撑力量，即是说，无论刘译鸿怎样糅合其它域外的文化元素和艺术手法，她的画面效果咋一眼看来仍然是东方式的文化意象，当然仔细琢磨和体味，事实上是中西文化掺和的有机处理。即便是她的一些作品描绘海潮来临时，海鸟自由翱翔的海景，类似水彩性的写生作品，墨色晕染、画面虚境在颜色和箔料的衬托下也仍不乏东方的审美趣味。第三，我更想谈谈刘译鸿画面当中的语义系统。所谓“语义系统”，它是从语言学当中引申出来的，是话语的能指和所指。刘译鸿曾在某些画面当中给符号性的“畅鸣鸟”添加双腿，或是以心形的阵列组合，或是以影痕的方式加表述，或是增添合拢的手型等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表征创作主体试图借助语言媒介，在技术、语言和观念意义上进行更多元的、具有自我独特体验的思想表达。此种艺术表达，它打破了传统中国画的叙事逻辑，将笔墨情结的内容进行消解，引入图像/图式结构的叙事方式，从中西文化碰撞与差异性当中寻找问题，探讨水墨画切入当代的可能性。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当中，东方绘画如何融合西方元素，以及如何有机地表达出创作者的文化敏锐性和提出问题的深刻程度俨然成为艺术界探索的重要课题。一方面，我们要避免以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从简单的厌恶传统情结中彻底否定东方的绘画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警惕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情愫从传统艺术精神的发扬中固化我们的创作思维，同时也要避免不洋不中、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创作表达。鉴于此，刘译鸿的“综合性绘画”探索，在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问题上的艺术追求及其成效将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优秀范例。
2016年8月23日匆草于广州天河北